2020年11月1日,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唐人街一家商店用废纸盒封挡门窗,以应对美国大选投票日及其后可能出现的破坏行为 图 / 刘关关
长期以来,美国华裔都面临着“竹子天花板”的桎梏,并受缺乏政治参与热情的刻板印象所困,而当下,或许改变正在发生。越来越多的华裔,特别是年轻一代认识到,公民参与既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必要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本刊记者 陈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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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的统计数据,中国(包含港澳台地区)在2018年取代墨西哥成为移民美国人数最多的国家。1980到2018年间,美国的中国移民人口从36.6万人增长至245.5万人,其中约半数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二者均为“蓝州(注:指民主党占有优势的州)”。
从选票数量及增长速度来看,华裔应该是美国大选中不容忽视的一大族裔。然而长期以来,相比拉美裔和非洲裔等,华裔选民的大选参与度存在明显差距,也没能得到两党足够的关注。
今年的大选表现出了一种不同的趋势。2020年9月15日,AAPI Data等发布了一份名为“2020亚裔美国选民投票调查”的报告,报告调查包括华裔、菲律宾裔、印度裔、韩国裔等1569名注册亚裔选民后发现,47%的受访华裔选民对本届大选有更高的投票热情,经济、医疗、教育和种族歧视是他们最为关注的话题。同时,有41%的受访华裔表示没有明确的党派偏好,而偏向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则分占38%和16%,至于总统候选人,拜登和特朗普的得票率分别为56%和20%。
当然,一份样本有限的统计数据不足以完全展现华裔族群的深度和多样性。随着2020年美国大选创下了自1900年以来最高的投票率(66.8%),以及拜登和特朗普分别成为美国历史上获得普选票数第一和第二的总统候选人,两人无比接近的得票率也让美国社会的分化暴露无遗。
这种分化同样存在于华裔族群内部。这背后既有美国多元化社会的共性,比如不同教育背景、收入水平、既往经历、职业阶层等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上的投射;也反映出华裔社区独特的族群差异,暴露出一代和二代移民间的代际沟壑,以及在文化、历史、价值观等层面的差异。
大选投票是一次自由的政见表达,即便无法互相说服,也带来了认知他者和自我的契机。长期以来,美国华裔都面临着“竹子天花板”(注:指亚裔在美国职场中存在的一种无形的升职障碍)的桎梏,并受困于缺乏政治参与热情的刻板印象,而当下,或许改变正在发生。越来越多的华裔,特别是年轻一代认识到,公民参与既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必要。
在11月3日大选投票日后,本刊采访了三位美籍华裔,他们职业不同,所处的人生阶段也不同,他们有的支持拜登,有的连续两届都把选票投给了特朗普,他们身上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以下是他们的讲述。
2020年4月7日,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天普市,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代表向当地一家药店捐赠口罩时合影 图 / 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
“我在基层投票站工作”
丹姐: 投给拜登
第一代华裔移民,57岁,生物医药企业员工,芝加哥
1988年来美国留学前,我在北京做脑外科医生。因为对橡胶手套过敏,我不得不离开医院,从临床转向科研。我顺利申请到了美国一所大学的研究岗位,并在那里遇到了我后来的美籍丈夫。1990年代初结婚后,我成为美国公民,之后在美国南方生活了12年。如今,我定居芝加哥(注:美国第三大城市,属于伊利诺伊州),在一所生物公司负责美国和亚洲区业务。
刚来美国时,华人还很少。三十多年过去了,华人虽然越来越多,但大多数对于社会政治活动不太积极。这背后也有客观原因。哪怕是我这样,和美国人组建家庭、在这边待了大半辈子的人,也时常能体会到种族差异带来的无形隔阂。就像水和油,你可以临时把它们搅匀,但最终还是会分开。作为少数族裔,越不去努力融入,就越容易被这个多元社会所孤立。所以,我一直对各种志愿活动非常热心,也会动员华人朋友一起参与。
2020年,我第七次投票选总统,并首次参与基层投票站工作。我非常不喜欢特朗普。首先,他满嘴谎言,张口就来;其次,他非常自私,自他执政以来,美国退出的国际组织或者停止执行的国际协议达到十余个,其中许多都是战后由美国创建或发起的;第三,他非常不尊重人,尤其是对非白人族裔、女性不尊重……所以我非常期待这次能把他选下去。
我所在的伊利诺伊州位于美国中部,虽然周围一圈,包括印第安纳州、肯塔基州、艾奥瓦州等,都是支持共和党的“红州”,但伊利诺伊州历来都是“蓝州”。能在中部一片红色中独蓝,应该和当地整体经济以及居民受教育水平相关。
按照规定,只要没被判过重罪,并能保证参加培训,本地注册选民都能申请基层投票站的工作。因为大选日是工作日,往年投票站的岗位大多由退休人员承担。今年由于疫情严重,很多退休人员出于健康担忧会选择居家。一旦选举站工作人员不足,就可能导致选民排队时间延长,影响大家的投票热情。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早早就提交申请投票站工作。我是医生出身,知道如何防范疫情,保护自己。
基层投票站的工作主要分为两种,一种叫election judge(选举监督员,以下简称EJ),一种叫Polling Place Technician(投票站技术人员,以下简称PPT)。我担任的就是后者,类似于技术人员。相较于EJ,PPT负责的内容更多,更复杂,不仅要学习基本的投票、计票规则,还需要了解所有机器操作,以及故障处理。我因为日常工作也涉及这些内容,就报了PPT,并顺利通过了筛选。
2020年11月3日大选投票日,一名选举监督员(election judge)拍摄下丹姐工作的场景
我们从10月10日开始培训。PPT的培训包括两次线下课和一次网课。第一次线下课我们连续上了四个小时。即便是我这样英文很好、平时一直跟机器设备打交道的人,也觉得强度非常大,完全不允许开小差,而且当堂课结束后就会进行考试,至少得有二十多道考题。上完线下课,我回家后又继续上了两个小时网课。网课分为不同章节,每个章节结束时也有测试,十道题答对八道以上才能进入下一章节,不然就得再学一遍。最后一步是线下课,将学到的理论进行实操演练。
基层投票站通常按照选举区来划分,就像北京会分朝阳区、海淀区,各个区下面又会划分不同的社区街道。依据居住地址,每个选民会被分配到具体的站点。投票站往往会临时征用学校或者教堂。今年考虑到疫情,我所在的选举区便把四个投票站集中在一起,设置在了一所大型体育馆内。每个投票站会配备5位工作人员,包括1位PPT和4位EJ。我所在的小组由两名男士和三名女士组成,年龄大都在四五十岁,有的曾在电话公司工作,有的还在律所工作,大家都是第一次参与投票站的工作。我是20名临时工作人员中唯一的华裔。
11月3日是正式投票日,为了保证当天能专心工作,我提前邮寄了选票,并向公司请了假。虽然11月2日我们已经去场地做了一系列核验及准备工作,但当晚我还是没有睡好,一是惦记着次日要早起,二来也紧张,担心现场会出现一些临时状况。3日一早,按照规定,我5点就到达了场地。我们必须在一个小时内严格按照选举流程完成所有步骤,节奏十分紧凑。到6点正式开门,一下就涌进来二三十个投票者,投票早高峰开始了。
一般投票的高峰期分为三个时段:早上上班前、中午午饭时间和下午下班前后。投票的基本流程是:选民需要先到接待台提供有效身份证,或者银行账单、水电费账单等可以证明当前住址的单据;经核实并签名后,选民可选择领取纸质选票或者电子投票卡;领取纸质选票的选民前往带有隔板的投票亭填写,领取电子投票卡的则前往投票机通过触屏填写;纸质选票填好后需要去扫描仪扫描投票结果;一切无误后,投完离开。
真正运转起来,还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临时状况:比如有人改名了,或者搬家换地址了,导致投票信息对不上;比如有人提前领取了邮寄选票但没有寄出,想改为现场投票,那我们就需要把那张邮寄选票装袋封存起来,留待查验;比如有人填表时,不小心两个候选人都选上了,机器拒绝读入,我们就必须再给他一张选票重新填,之前那张作为废票也需要装袋封存,以便核实选票总数……
对于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我们有一本280多页的选举操作手册可供查询,整套流程非常严谨。从相关设备和材料从货车卸下起,所有文书和设备开封都要求EJ中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成员同时在场。这一整天,无论是吃饭还是上厕所,这两位组员都得同步行动,避免出现只有一党在场而可能引发的争议。流程制度虽然完善,一线工作人员也丝毫不能大意,整个过程没有一张纸是废纸,就连剪下来的塑料锁都需要存放在专门的塑料袋里,签名封存。
我们投票站19:00关门。但做完一系列收尾工作,我到家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虽然很累,但我更庆幸自己没出错。对于结果,我倒是不怎么担心,伊利诺伊州肯定是“深蓝”。
我女儿22岁,今年是她第二次参加大选投票。她原本可以回家投的,但她选择了留在大学所在的俄亥俄州,因为后者属于关键摇摆州。为此,她特地更换了证件,把地址由家里改成了学校。虽然过程挺麻烦,但她很高兴自己的一票能去往最需要的地方。
我自己七届大选选票都投给了民主党,因为我觉得民主党更关注穷人,我们不能只看着自己钱包里的钱,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社会,税收就是应该用来提升公共服务的,这会让我们的社会更进步。但我们家也不是都支持民主党,我的白人丈夫就连续两届投给了特朗普。他是一名医生,从“奥巴马医保”法案推出后,他都投了共和党(注:奥巴马医保法案全名“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主要目的在于控制医疗费用和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面,不允许医生拒绝不同种类保险的患者,之前以治疗商业保险患者为主的医生收入会因此大幅缩水)。虽然政见不同,但我们尊重对方的选择。
我也有一些华裔同学投给了特朗普,他们有的在“蓝州”,有的在“红州”。我有一个微信群,里面都是我当年在国内医学院的同学,一些人现在成了美国公民。大选期间,大家也会在群里面争论,投特朗普的就说拜登如何不好,我们投拜登的就说特朗普哪里不好,有时候气氛挺紧张。
后来,拜登率先拿到270票,我们这些支持拜登的人很开心,有的在群里说要开party,有的说要放烟火,剩下选特朗普的就说,真闹心。有一个投给特朗普的同学,她居住的地方当时恰好雷雨交加,于是感叹,特朗普输了,老天都在哭。我就回复她,老天那是激动的。
2020年11月3日,美国总统大选选举日,华人选民在纽约曼哈顿唐人街的一处投票站投票 图 / 廖攀
“我宁愿选一个疯子,也不选一个傻子”
黎叔:投给特朗普
第一代华裔移民,57岁,医生,加州
我是1992年来的美国。那之前,我在北京一所三甲医院做医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值国内一波出国留学潮,为了更好地发展,我申请了一家外国药厂的奖学金项目,过五关斩六将,如愿拿到了去洛杉矶学习的机会。办了停薪留职后,我揣着几乎全部家产独自来到洛杉矶。当时,我的奖学金是每月1800美金,相对宽裕的财务状况让我得以更专注地投入到课题研究中。
从访问学者到住院医生再到拥有行医执照的正式医生,从J1签证到H1签证再到绿卡。到美国的第十年,我拿到公民资格,成了第一代移民美国的华人。
虽然2002年起我就有投票资格了,但2016年前,我从未行使过这项权利。一方面是因为加州是民主党的大本营,无论我投谁都不会影响结果。另一方面,此前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政策主张上并没有水火不容,民主党也不像现在这样,力推平权法案、全民健保以及大麻合法化等在我看来太过激进的政策(注:2018年1月1日起,娱乐用大麻在加州合法化,但在联邦法律中仍然属于非法麻醉药物)。
总体来看,左右我投票的主要是两方面:我华裔的身份;候选人推行的政策。
2016年的大选,我很不喜欢希拉里。早在奥巴马执政时期,还是国务卿的希拉里就表现出对中国的明显“敌意”,比如,她当时主推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囊括了一众太平洋沿岸国家,就是不包括中国。另外,我对民主党的一些政治主张也并不认同。我的思想相对保守,比如在我看来,民主党在同性恋议题上的态度就太过激进。
相反,我对当年首次登上政治舞台的特朗普印象深刻。之前,无论驴象两党谁当选,都是同一个圈子里的人轮流坐庄,特朗普算是这么多年来美国票选出来的第一个圈外候选人,有种草根民主的感觉。
他关于美国国内的一些政治主张也跟我比较接近,比如限制非法移民。当然,我也是外来移民,但我是合法合规获得的公民资格,为美国社会做出了贡献,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提升了地位。反观一些从美国临近国家进入的非法移民(注:墨西哥与加州南部接壤,是美国境内非法移民的主要来源国。2017年,特朗普下令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有限,还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消耗着我们辛苦工作上缴的税收。
加州为什么多次遭遇破产危机,我认为跟这个有很大关系。加州很多政策都是站在人道主义的角度来制定和执行的,但以美国现在的条件,社会承受能力有限。民主党倡导高福利社会的问题就在于,人人无论是否努力工作都拥有同等的社会福利待遇,那么未来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花钱的人越来越多,纳税的人越来越少,最后的结果就是政府税收下降,没有足够的钱来维系社会运转,导致政府破产。
我觉得可以帮助这些非法移民,但不能无原则,无差别的高福利政策是对社会福利资源的无谓消耗。每个人要享受福利就应该付出努力,向社会贡献与收入相匹配的税收。但在加州,我看到的是,很多非法移民完全依赖社会福利维持生计,不愿意去努力工作,也从不交税。政府发放的福利券本来是援助困难家庭购买食物或者奶粉、尿不湿等生活必需品的,却常常被人兑换成现金,用来购买烟酒,甚至是毒品。
特朗普在第一次竞选时承诺要废除的“奥巴马医保”,也是同样的问题,有点劫富济贫的意思。如果美国发展成加拿大那样的全民医保,一旦患者得了严重疾病,需要做一些特殊检查,就必须排队等待。我们医院最近就收了好几例加拿大来的癌症患者,有前列腺癌的,有乳腺癌的,基本上手术排期要半年以上,如果在加拿大干等,可能命就等没了。
所以在我看来,美国社会水平尚未达到高度发达,民主党的一些主张偏理想化,而特朗普虽然经常说话偏激、不着调,但提出的一些主张是有群众基础的。
当然,特朗普的一些政策也损害到我的利益。以他的税改为例,加州房价高,税改后,住房贷款利息的最高抵扣税额被调低,我每年要多交15000到20000美金的税款。另外,疫情期间,他“China Virus(中国病毒)”的说法也让我非常不高兴。
所以,我未必有多么支持特朗普。但在他和拜登之间,我只能矮子里面拔高个,宁愿选一个疯子,也不选一个傻子,因为疯子能干成事,而傻子啥事也干不成。你看拜登,他连数据都记不清,说话也会走神(注:在竞选期间,拜登曾多次说错数据,口误)。
虽然现在拜登已宣布自己选举胜利,但特朗普并未承认败选,仍在不断提起新的诉讼。不过,就算特朗普最终被判定败选,我也不会失落。无论谁当总统,我们的日子还得过,不会有太大影响。
我们家里很少讨论政治,这次,我和妻子都投票给了特朗普,但是女儿投了拜登,她在大学念法学院。我们科室的一些学生也支持民主党。我能理解,民主党那套执政理念在青年一代很受欢迎。但我相信等到他们真正走上工作岗位、对社会的认知更深入更成熟时,观念就会发生改变。当你每天辛辛苦苦工作,早上6点出门,晚上8点才回家,年薪拿到几十万美元,最后要交40%的税,就是为了给那些年薪一两万美元的人提供社会福利时,你会怎么选?
2020年10月30日,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顾客在餐馆室外帐篷中点餐 图/新华社
“总统无法替你解决眼前的所有问题”
过多多:投给拜登
第二代华裔移民,19岁,耶鲁大学大二学生,伊利诺伊州Vernon Hills市
我父母上世纪80年代来美国。妈妈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到美国后为了找工作,转学了计算机,现在就职于一家科技企业。爸爸刚来美国时在可口可乐的一家工厂做会计,后来开始经营自己的生意。我从小在芝加哥附近长大,今年第一次参加大选投票。除了15岁的弟弟没有达到法定投票年龄,我们全家都把选票投给了拜登,连在香港工作的姐姐也提前邮寄回选票。
和其他族群一样,不同的成长经历、经济状况和社会阶层使得华裔群体内部政治观点各异。问题是,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没有在制定政策时给予华裔群体足够的关注。虽然近年来,华裔移民主要是来自科技、生物、医疗等领域的高端人才,但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话语权上,华裔依然面临明显的“竹子天花板”。比如,我虽然是第二代移民,从小就生长在美国,但依然常常被视作“外来者”。
很多时候,华裔所处的这种状况既是原因,也是结果。我小时候,父母就有投票资格,但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投票热情。因为在他们眼中,要让自己和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不能寄望于某个党派的某个总统当选,最终还得靠自己的努力。我觉得这也代表很多上一代华裔美国人的想法。
因为父母的努力,我从小不用为下一顿吃什么、晚上要住在哪儿而烦恼,不用去关注政治。2016年,15岁的我对特朗普上台并未有什么印象。到了高中,我梦想成为一名老师,开始关注其他人的生活,因而渐渐开始关注和参与政治。
进入耶鲁大学后,我选择了民族、种族和迁徙专业。这一专业能同时满足我对历史、教育和法律的兴趣。我也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对家庭和族裔的责任,要担起这份责任,就必须有所作为,去改变不公的状态,那么参与政治议题就是其中的一条路径。和美国所有大学一样,耶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这是日后成为一名合格公民与社会贡献者的必要条件。
我们一家都倾向于民主党,我身边也有华裔朋友跟父母的政治观点不同。我的一位朋友就加入了一个名为“共和党父母的华裔儿童支持小组”的Facebook群。除了代际沟壑,文化、历史和语言等差异往往使二代华裔在政治上比父母更进步。当然,这并非只是存在于华裔中的特殊现象。
有些华裔父母反对民主党,是因为不赞同后者倡导的社会福利政策。他们认为自己缴纳的税款,没有流向合理的地方或者合适的对象。也有人抨击某一党派执政期间存在腐败,但在我看来,腐败并不是某一党派的问题,这是政治的通病,如果单单拿这个去抬高另一方,则多少有些虚伪。
我能理解不同代际间政见不同的原因,每个人都会基于自己既往的经历做出决定。我们父母这代人大多五十多岁了,他们怀揣着梦想过来,有很深的中国记忆。我们自己作为二代移民,从小在美国长大,不熟悉父辈的过去,但了解美国的历史,明白美国的民主制度虽不完美,很多缺陷是可以通过不断革新来弥补的。所以,美国社会的路径未来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但我们总还是有选择的,每四年行使一次投票权来决定自己的未来。
今年的乔治·弗洛伊德事件(注:2020年5月25日,美国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遇警察暴力执法后死亡,随后美多地暴发抗议游行)后,很多华裔子女会和父母交流这一问题。在讨论或者争辩的过程中,我们作为子女能更了解家族的历史,了解父母的经历和价值观,这会让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纽带更加牢固。当然,这种讨论也可能走向另一个方向,比如激烈的争吵后,互不理睬,有些孩子会觉得在一些重要话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
但沟通仍然是必要且有价值的。今年夏天,我和几位华裔同学一起参与创办了一本中文学生刊物,起名《心声》,成员包括美国各高校的华裔学生。我们希望以此为平台,向父母和家人呈现一些来自二代华裔的进步观点,增进华裔族群的代际了解,并寻找折衷地带。
2016年,我妈妈曾参与过华人社团组织的游行活动,那场活动是为了声援彼得·梁(注:2014年11月,27岁的新手警员彼得·梁在执行巡逻任务时枪支走火,意外造成非裔青年Akai Gurley死亡。之后,梁被大陪审团以重罪起诉,引发华人社区强烈反应。部分华人认为,梁被重判,是因其华裔身份而受到不公待遇,因为在过去的两年,美国发生了多起白人警察枪杀非裔事件,最终白人没有遭到起诉。期间,全美华人在四十多个城市和地区发动游行。2016年4月,彼得·梁的罪行由过失杀人罪降为刑事疏忽杀人罪,被判5年缓刑以及800小时社区服务,免于坐牢)。虽然妈妈很少主动参与政治活动,但如果是我们姐弟三人感兴趣的政治活动,她都愿意陪我们去。2020年5月31日,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后,我们家附近举行了一场反种族歧视游行活动。妈妈也陪我去了,现场有上千人,有黑人、白人,但亚裔面孔算上我和妈妈也就四个人。
2020年6月1日,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北城,一名抗议者举着标语牌参加抗议示威活动 图/新华社
我们选择声援黑人群体,并非因为我们同属于非白人族裔,同样承受着歧视,而是因为我们明白,今天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未来也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即便我贡献的这份努力,未来可能也不会真正能救我于危急,但我还是会为之发声。如果我们都像特朗普那样,认为保护一方的利益就一定要牺牲另一方的利益,未免太过狭隘,太缺乏想象力,我们需要对政府和自己有更多的信心。
虽然特朗普执政的这四年乏善可陈,甚至是灾难性的,但他依然获得了近半数的支持率,这促使我反思自己的信念缘何而来。我不希望自己投给民主党是因为从小生活在一个“蓝州”,也不希望自己支持社会保障法案和平权法案是因为同学们都这么做。我希望在完全了解对立立场并充分挑战过自己后,再做出的决定。
即便我支持民主党,也认同平权法案的理念,但在一些具体的提案及执行层面,仍然有许多不同意见,比如,主张将公立大学的择优录取改为按种族比例录取。不过,和部分保守派华裔不同,我认为这并不代表我们要对平权法案全盘否定,而应该更谨慎地对待,更深入地质疑。虽然我把选票投给了拜登,但他的政策是由一个温和派政治家决定的,而我们当前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现实,需要比拜登方案更先进的措施。
对于这次大选波折的选情,我并没有特别紧张。尽管我非常希望总统不再是那个满嘴种族言论的人,可我知道,总统无法替你解决眼前的所有问题,总统无法帮助你实现所有愿望。如果你希望能改变自己所在群体和族裔面临的不利现状,就不能仅仅盯着大选日你投出的那一票,而是要明白接下来的每一天你能做什么,要如何为改变而努力。
(文中黎叔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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