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好接納日裔的教訓
樋口教授說:「相對於技能實習制度的『成功』,我覺得政府認為允許日裔外國人定居的政策是『失敗』的。」「雷曼危機後,大量人員被解雇,相當一部分人選擇了回國。同時,即便是在日本工作了30年的人,大多數也是派遣工。這些人的孩子不上學、青少年誤入歧途也造成了一些問題。對第4代日裔定居設置了較高門檻,就能看出政府對接納日裔並沒有那麼積極。」
「從結果上看,日裔的例子就相當於是一種實驗,看看在自由接納他們、政府卻放任不管的情況下,事態將如何發展。如果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接納日裔的階段就大力貫徹語言培訓,想必日裔勞工應該能更好地發揮出自身潛力。但政府完全沒有想過要從這個『實驗』中吸取經驗教訓,用於幫助今後制定政策。」
2018年,針對此前只允許作為撫養家屬留在日本的第4代日裔,新設了允許工作的簽證。但附加了一些條件,比如來到日本之前要具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基礎日語的)N5以上日語能力,要找到「接收支援者」且不可攜帶家屬,在留時間不能超過5年等,由於條件苛刻,所以按照樋口教授的話說就是「幾乎沒有人申請」。
現在,有報導稱法務省正在調整政策方向,只要過了5年後具備相當於(超出日常對話水準、可以在更廣泛場合交流的)N2水準的日語能力,就可以變更為「定居者」在留資格,並允許攜帶家屬,但似乎並沒有預期會大幅放寬入境時的要求。
缺少總指揮的漸增主義
2019年推出特定技能資格一事是由首相官邸主導的。但這並不是說首相官邸扮演著移民政策總指揮的角色。
樋口教授說:「在官邸與經濟界圍繞包括工作方式改革在內的經濟政策開展拉鋸戰的背景下,推出特定技能資格算是官邸接受了經濟界希望放寬限制的一個訴求。」
由於不存在負責總指揮的政府部門,所以必然無法產生合理的系統性政策。
「在接納外國勞工的問題上,掌控入境管理政策的法務省擁有巨大的許可權。但法務省並沒有想過如何將他們作為勞動力加以利用。厚生勞動省雖設有『外國人僱用對策科』,但只是在屬於自己管轄範圍的樓宇清潔和老人長照領域具有影響力。國土交通省、農林水產省的基本態度都是順應相關行業的『需求』。比如,建築業接納的外國勞工之所以出現激增,是因為這個行業與國土交通省的關係密切。」
「本來,作為經濟成長戰略的一環,由經濟產業省來掌握主導權是比較合適的,但他們基本上只關心IT類的尖端外國人才。」
在許多國家,政權交替會帶來移民政策的轉變,通過所謂政黨間的「分工」,實現了政策的平衡。但在日本,很少發生政權交替。
「至少對於自民黨來說,打破拼接布一般的漸增主義並沒有任何好處。或許他們的真實想法是,為了避免招來右派的不滿,希望逐漸地、盡可能多地確保外國勞工人數。按照漸增主義的做法明明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嚴重的人手不足問題,但不得不說自民黨缺乏足夠的危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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