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世纪具有现代气息的综合性大学和医学院在西班牙各地的兴起,以及12世纪西方文化复兴的发生与发展进一步刺激了12世纪至15世纪犹太医学翻译的兴起,其中大学与医学院的建立为西班牙犹太翻译者提供了更加专业的医学环境,而西方文化的复兴与发展则直接推动了西班牙犹太医学翻译活动将新的医学知识带入欧洲。
一、中世纪西欧大学和医学院的兴起
中世纪大学出现以前,教会学校、修道院及附设的图书馆扮演着知识保存、知识传播的角色。从医学知识传承的角度来看,修道院和教会学校的主要功绩是在修士们不断抄写、翻译、整理文献的过程中,保存了大量古代希腊罗马世界的医学经典。
正如史继忠所言,“图书馆对文献收藏和文化传播都有重要意义,也为后来欧洲文化的兴起蓄积知识的力量。”除了修道院和教会,其附属的图书馆也收集和珍藏了一批关于希腊罗马医学著作的手抄本,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巴黎圣母院图书馆和英国坎特伯雷大教堂图书馆。
但是,这种知识的保存和传播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即只有少量的基督精英可以在其中学习知识,犹太人与大多数基督徒都被完全排除在外,且这些知识传授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证明基督教神学传统的正当性,而不是为了促进科学知识的发展,无法做到知识的更新与广泛的传播。随着历史发展,这些早期的知识保存与传播机构已不能满足人们接受教育的需要,渐渐衰落了。
12世纪,萨勒诺、博洛尼亚、巴黎、蒙彼利埃、牛津等大学开始在英、法、意等国建立。这些新兴的大学不仅教授着古典哲学、科学知识,还为西欧社会培养着大量的医学专业人才。伴随着西班牙再征服运动的进行,这种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的新方式也被带到了西班牙。
1212年前后,卡斯蒂利亚王国建立了西班牙第一个具有大学性质的名为帕伦西亚的综合研究机构(StudiumGeneraledePalencia,后来更名为帕伦西亚大学,UniversidaddePalencia)。随后,萨拉曼卡大学(UniversitasStudiiSalmanticensis,1218年)、巴里亚多利德大学(UniversidaddeValladolid,1241年)、穆尔西亚大学(UniversidaddeMurcia,1272年)等一批具有现代气息的综合大学在西班牙各地兴起。
除此之外,具有专业性质的医学院也在这一时期出现。西方基督教世界第一所医学院是萨勒诺医学院(Scuolamedicasalernitana),它于11世纪在意大利南部建立,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从康斯坦丁处吸收了大量的穆斯林医学理论。
“1180年,蒙彼利埃伯爵威廉七世为法国蒙彼利埃的医学院颁发许可。1253年和1303年,巴黎和阿维尼翁也分别建立了医学院。”西班牙莱里达大学(UniversityofLieida)的医学院也是于这一时期建立的。
大学、医学院的建立还为医学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专业的环境,后来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大学中建立起了严格的医学培训、监督、考核程序。一名合格的医学博士往往需要接受长达10年的严格的学术培训。
此后,还需要经历一段实习期,由一到两名有经验的医生担任督导,监督这一过程。当顺利度过实习期后,学生需要通过一场专业医生考试,通过后才能拿到医学执照,为他人提供医疗服务。
14世纪初,西班牙半岛规定医生必须接受大学教育或拥有执照、许可证明,例如,1329年,瓦伦西亚王国颁布详细规定,要求犹太医生必须接受大学教育。1330年,加泰罗尼亚颁布了类似的法令。
1359年,瓦伦西亚的规定正式扩展到阿拉贡王国的其他地区,整个阿拉贡王国的犹太医生如果想治疗基督徒病人,就必须获得执照。
在这种背景下,从14世纪开始,部分犹太人被允许进入到西班牙的大学和医学院攻读学士、博士学位。
“一些学校也同意招收犹太人,但需要他们付出更高的学费。尽管有这些歧视性的行为,犹太人还是找到了接受教育的途径,并且他们往往享有最好的声誉。”如凯特·凯利所言,这些大学和医学院毕业的犹太医生往往被吸收进宫廷,兼任王室医生与外交领袖,“这也意味着皇族和其他贵族家庭对他们的需求很大”。
一些犹太人甚至取得了在西班牙大学和医学院任教的资格。当然,在犹太人无法进入西欧大学接受医学教育时,他们也会发掘自身社区的力量。比如,犹太人在自己开办的专科学校教授医学,“犹太学者和教师在传统学校中发挥的作用很值得重视。古代太巴列、苏拉(Sura)和普姆彼迪塔(Pumbedita)的犹太专科学校中就有教授医学的医生。”
二、犹太医学翻译和12世纪西方文化复兴
西班牙犹太医学翻译活动的兴起存在着西方文化复兴密切的关系,可以说西班牙医学翻译活动本身就是西方文化复兴的直接影响下而形成的。
12世纪以前,神学与经院哲学主导下的西欧世界基础教育落后、文化普遍衰落,大量人才需求应运而生。“各级世俗统治者需要有文化的官员处理公务和管理地方事务,城市也需要大量市政管理人员,数量不断增多的法庭需要更多的法官处理各种案件,商人也需要更多计算方面的知识。”
造成拉丁西方世界文化衰落、知识匮乏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同希腊古典文化的断裂。为了改善这样的局面,一批充满好奇心与求知欲的西方人在教会与王室的支持下,积极寻求与通晓阿拉伯语的犹太译者的合作,通过翻译著作的方式重温经典。
西欧翻译运动规模宏大、语言复杂,对包括医学、哲学、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力学、神学在内的著作都进行了翻译。这次思想领域变革所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复兴也被后世学者称为“12世纪文艺复兴”。
正如哈斯金斯所阐述的那样,“像三百年后的意大利后继者一样,12世纪文艺复兴从两个重要的源泉获得生命力:部分地根植于已在拉丁西方世界显现的知识和思想,部分地依赖于新学问和新文献从东方的流入”。
“古希腊与阿拉伯科学与哲学的输入激起了西方人对新知识和新事物的强烈好奇心,引发了一种探索的精神和一种明快的自由思想”。西方人对医学知识的需求不再满足于以往旧有的神学传统,他们渴望探索新的知识,不仅接受了阿拉伯人保存的古典世界的医学知识,而且还吸收了伊斯兰与犹太医学的先进理念。
由科学知识带来的对观察与实验的兴趣也被带入了医学学科,对实验医学的重视促使解剖学知识与外科知识取得了进步,从13世纪起,解剖人体的做法逐渐恢复。在14世纪,这种直接研究人体解剖学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意大利各个医学流派的习惯。与解剖学相伴随的则是外科学的出现。
13世纪后,外科学由萨勒诺医校传播到西欧其他地区,而且变得更具有实验性。这些医学理性与实验意识虽然尚处于萌芽阶段,但是依旧冲出了旧的神学框架,向科学的方向迈进了:就整个欧洲科学界而言,这种实验、观察的精神在当时还是比较微弱的,但是,科学家们的科学实验活动以及由此而得出的一些结论实际上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经院哲学的框架而具有一种近代科学的精神了。
可以说,至13世纪后期,那种重视与强调实验与观察、注重实际调查的精神已从一只蛹变为一条幼虫了。
14世纪开始,意大利文艺复兴对医学与医学知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们渴望摆脱以往以上帝为核心的陈旧医学,希望转变为科学知识为主导的医学探索。在人文主义的指导下,医学逐渐转向对人类现世生活的重视。
身体健康、卫生需求等主观感受获得了更多的重视,许多健康指南得到了人们的关注。这一时期的医学翻译著作还增加了对人体知识的探索,解剖学这门学科继续发展,“达芬奇以超乎一般人的锐利眼光观察解剖学,热情而不知疲倦地献身于研究人的躯体”。
人文主义者们还希望医学知识能够应用于人类对世界和自然更广阔的探索上,以实现人本身的价值。犹太人翻译的医学知识就曾为地理大发现的探索者们提供过医学援助:“犹太医学家亚伯拉罕·本·撒母耳·扎克特(AbrahambenSamuelZacutus)被逐出西班牙后去往葡萄牙,后来又去了突尼斯。
大量资料证明,第一位环绕好望角航行的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VascodaGama)在出航之前,曾与扎克特做了长时间商讨。如果在航海途中疾病缠身,他必定查阅扎克特的医学著作。”
西班牙犹太医学翻译活动的兴起具备了来自社会、政治与文化三个方面的条件支撑。首先,西班牙王室的医疗需求连同民众对医学教育的广泛热情,促进了西班牙境内对古典希腊罗马以及阿拉伯医学知识的极大需求。
加之瘟疫与疾病在中世纪西欧的肆虐与流行,在社会层面上人们需要更先进的医学知识以抵御疾病。其次,在西班牙文化宽容氛围中,相对宽容的政治环境,连同犹太人以译者身份努力融入主流社会需求一起,使得犹太译者得以通过医学翻译的方式,与基督徒共同共生。
最后,西欧大学、医学院的兴起创造了一种医学知识学习、教育的氛围,这种知识文化环境连同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想一起,对西欧医学提出了知识的更新需求。西欧原有的医学基础已经不能满足新的时代要求,一场犹太人主导的医学翻译活动首先于西班牙地区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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