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巴西華僑華人的人口總數比較少,距離中國又很遙遠,加上一些歷史原因,有關巴西華僑華人研究的文獻不是很多。自20 世紀70 年代以來,在巴西以及中國大陸和台灣等地陸續出版了一些有關巴西華僑華人研究的學術論文、傳記、回憶錄、文藝作品等。因為學術論文數量較少,筆者把巴西華僑華人、駐巴西記者和外交官撰寫的傳記、回憶錄、散文、隨筆等也算作文獻資料,畢竟這些著作內容真實、豐富,有較高的參考價值。筆者把現有文獻分成四大類,做一個簡單介紹。
(一)巴西葡萄牙語文獻
1.1970 — 2000 年,巴西葡萄牙語文獻的研究重點是19 世紀中國人移民巴西的歷史
自20 世紀70 年代以來,巴西陸續出版了一些重要的學術論文,對19 世紀巴西華工史做了相關研究。據筆者所知,就職於巴西聖保羅博物館的瑪利亞·若瑟·愛麗亞斯(Maria José Elias)可能是巴西最早研究華工和華人移民的學者。1970 年,愛麗亞斯發表了論文《華人移民研究簡介》,對19世紀巴西華工和中國移民做了開創性研究。她詳細分析了19 世紀巴西精英社會關於輸入華工用以替代非洲黑奴問題的爭論,提供了一些關於運輸華工的船隻和抵達巴西的華工人數等信息。愛麗亞斯的研究成果被后來的學者廣為引用。在她之后,約瑟·羅貝爾托·特謝拉·萊齊(José RobertoTeixeira Leite)對19 世紀中國人和中國文化對巴西社會和巴西藝術的影響做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其著作《中國在巴西:中國人對巴西社會和藝術的影響、印記、反響及其留存》對於研究早期中國移民在巴西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巴西裔美國學者杰弗雷·萊塞(Jeffrey Lesser)重點介紹了在巴西民族形成過程中,圍繞輸入非歐洲移民特別是日本和中國移民引發的有關巴西種族屬性的激烈爭議。羅杰裡奧·迪鎮(Rogério Dezem)綜合以上幾位學者的研究成果,對19 世紀巴西精英圍繞“黃種”移民問題所進行的辯論做了專門研究,分析了巴西社會的種族主義偏見。
2006 年,巴西學者法比奧·但塔斯(Fábio Lafaiete Dantas)研究了1879 年巴西訪華使團的歷史檔案,探討了有關巴西和中國關系的起源。有關19 世紀巴西中國移民史研究的最新參考資料是著名歷史學家卡爾洛斯·穆拉(Carlos Francisco Moura)於2012 年出版的兩本書。第一本書《劉式訓——1909 年出使巴西的全權大使》追蹤了清朝特使劉式訓1909 年出使巴西的一些活動,該書提到劉式訓在1909 年訪問巴西時,曾接見了兩個住在裡約的華僑,其中一個名叫沈阿陸(Afonso MaiaSen-Alô),是一家小旅館的老板。第二本書《十九世紀初來巴西的華人和茶業種植》詳細研究了1808 — 1825 年巴西從澳門輸入中國茶農的歷史。兩本書的參考價值都很高。
2.2000 年以來,巴西葡語文獻開始關注巴西華僑華人的生活方式、經營模式和華社的文化特征
2008 年,聖保羅天主教大學丹尼艾爾·維拉斯(Daniel B. Véras)發表了博士論文,介紹了中國人移民巴西的內因與外因,分析了流散巴西的華人文化特征及其與聖保羅當地文化的互動和融合。該論文頗有些理論基礎,但由於作者不懂中文,所以在田野調查方面顯得比較薄弱。筆者於2009 年發表了一篇葡語文章,對裡約華人移民史做了梳理。2012 年,帕拉那聯邦大學(UFPR)的人類學副教授勞倫佐·馬卡諾(Lorenzo Macagno)通過對莫桑比克的貝拉(Beira)和巴西的庫裡提巴(Curitiba)兩地的田野調查和檔案查閱,分析了一群廣東人在莫桑比克定居多年之后(再)移民到巴西的多重流散歷程,是研究巴西華人的一篇力作。作者學術功底很強,該文堪稱是一篇巴西華人研究的范文。2014 年,巴西記者茜薩·蓋蒂斯(Ciça Guedes) 和莫裡羅·費烏沙(Murilo Fiuza)通過查詢軍人獨裁時期的各種資料,對1964 年發生的9 名中國外貿代表團成員被巴西軍人抓捕、關押受刑、最后被驅逐出境的嚴重外交事件做了詳細研究,並出版著作《九名中國人案件》,這是一本很有參考價值的書。
巴西南大河州天主教大學的安娜·路易莎·莫拉埃斯(Ana Luisa Zago de Moraes)在其2016 年的博士論文《犯罪與遷徙:巴西移民政策和刑事政策》中,以巴西華人彭彼得(Peter Ho Peng)因參與左翼學生運動被捕后被巴西軍政府嚴刑拷打並驅逐出境為例,分析了巴西1964 —1985 年軍政權期間的移民政策和刑事政策之間的關系。她認為,在巴西軍人獨裁統治期間,除了警察濫用暴力之外,軍政權對任何“敵對行為”、任何顛覆行為都很敏感,對可疑的外國人,哪怕是已經加入巴西國籍的外國人,都採用了驅逐出境的政策。這種政策不經過任何法律程序,直接由總統簽署驅逐令,使得一些外國移民甚至是本國國民直接變成無國籍人員。2012 年,巴西政府最終取消了對彭彼得的處罰,返還了他的巴西身份証,並對他進行了經濟賠償。
近年來,由於中巴關系的升溫,中國對巴西投資的不斷增加,巴西青年學者開始關注華人移民的經濟活動。他們以跨國視角和全球視角來研究巴西華人的經濟活動和跨國商業網絡。蘿姍娜·馬夏多博士(Rosana Pinheiro-Machado)對華僑華人在巴拉圭東方市(Ciudad del Leste)的跨境貿易網絡及仿冒與盜版品的非法交易活動多有研究﹔道格拉斯·比薩博士(Douglas de Toledo Piza)研究了聖保羅華僑華人在25 街的跨國貿易﹔卡爾洛斯·弗雷列博士(Carlos Freire)研究了聖保羅的溫州(青田)商人從中國義烏市場進口小商品到巴西銷售的經營模式,正在撰寫相關論文﹔卡米拉·穆蘭諾(Camila Moreno)研究了中國資本對巴西初級產品、礦業、林業和水利的投資及其對巴西環境和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他從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立場,重新討論了巴西的依附發展模式。盡管穆蘭諾的書並不涉及中國移民研究,但是它關注了中國對巴西投資所產生的一些后果,值得中國投資者借鑒參考。
(二)巴西華僑華人的著述
除了巴西本土學者的研究之外,巴西華僑華人也比較關注本族群歷史與現狀的反思與研究,出版了不少包括文學作品在內的著述。
在巴西的華人作者裡面,比較著名的有好幾位。南美華人筆會主席朱彭年編輯了《中國僑民在南美》,該書匯集了大量台灣移民的原始書寫和隨筆等材料,介紹了移民個體在巴西和其他南美地區的生活史,有較高的參考價值。羅思凱女士的散文集《巴西無處不飛花》以細膩的筆觸,描述了其本人的移民經歷,值得研究者細讀。《南美僑報》記者兼主編袁一平先生撰寫的《吹盡狂沙始得金——巴西華僑名人專訪特集(一)》和《久居他鄉為家鄉——巴西華僑名人專訪特集(二)》對巴西華人移民中的工商業精英和著名僑領進行了專訪,並且為他們做了傳記。這兩本書對研究巴西華人經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另外,他還出版了長篇小說《啼笑嫁巴西》,以現實主義手法,大膽真實地描寫了初到國外的新移民,因生活所迫而從事跑單幫走私、靠半路出家的針灸混飯吃、為領身份証而假結婚等可悲可笑的故事,反映了巴西中國新移民的生存狀態。
1985 年,聖保羅的美洲華報社出版了蘇少平的散文集《巴西籬下》,后來又出版了他的《游子散文集》,回憶了他本人及其他廣東僑胞自20 世紀50 年代以來,在巴西做油炸“角仔”、為生存而打拼的艱辛歷程。蘇少平積極參與華人社團建設,曾經組建粵劇社,對僑社文藝活動貢獻頗多,對僑社和僑領的不良行為和工作作風也多有針砭。《美洲華報》原社長、祖籍安徽的袁方主持編寫了《巴西華人耕耘錄——華僑社團紀實》,介紹了巴西僑社、華文教育、華文報刊、華人宗教等,是一本非常重要的參考書。
還有一位做出了原創性貢獻的是浙江青田華僑郭秉強。他從1994 年開始編寫《巴西青田華僑紀實:1910 —1994》一書(該書2005 年由青田縣政府出資刊印),系統研究了1910 —1994 年青田人移民巴西的歷史。郭著史料翔實,條理清晰,邏輯性強,是一部經得住考驗的作品。
巴西南美僑報社社長李海安也為華僑華人研究做出了積級貢獻。他在2004 年主編了《中國移民巴西190 周年紀念特刊》,由聖保羅的巴中文化友好協會、南美僑報社聯合發行。該書匯集了26 篇具有代表性的中國移民故事,並收錄了《19 世紀中國移民巴西追蹤》《20 世紀中國4 次移民潮概況》《聖保羅華人經營行業簡介》《巴西華人僑團》《社團一覽表》等史料性文章。時隔8 年之后,在中國駐聖保羅總領事館的幫助下,南美僑報社於2013 年出版了《華人移民巴西200 周年紀念特刊》。該書收錄了《華人移民巴西200 周年簡史》(袁一平撰寫)、《我的移民路》(收錄了30 篇華僑華人撰寫的紀念性文章)、《紀念華人移民巴西200 周年各類活動大事記》、《主要社團及部分僑團名錄》、《中國駐巴西歷任大使及聖保羅、裡約歷任總領事》、《巴西部分華人藝術家作品一覽表》。該書主要反映大陸移民在巴西的歷史,對來自台灣和其他地區的華人移民基本沒有涉及。
南美華文作家協會編寫的《南美華人天地:三十年來南美華人生活文化學術研討會文集》,收錄了幾位生活在巴西的南美華文作家協會會員,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撰寫的有關20 世紀50 —70 年代台灣人移民巴西、在巴西種植蘑菇的回憶文章,還有幾位華人企業家的生平簡介和經濟成就,還提到了聖保羅天主教會的華人神父傳教和開辦華文學校的經歷,是一部有史學價值的資料。王翔的長篇小說《中國商販在巴西》講述一個北京青年在巴西走過的8 年歷程,其中涉及眾多華商、巴西警察、華人黑社會,反映了巴西聖保羅華人社會的現狀。由於作者本人就是聖保羅華僑,這篇小說描寫逼真,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聖保羅大學東方語言系的楊宗元教授早在1978 年就出版了《拉丁美洲史》,在研究巴西華僑史領域也有些成就,撰寫了論文《巴西華人經濟前景》。1999 年底,楊宗元完成了“華僑子弟學習華文以及華人與當地社會融合的情況調查”,發現台灣華僑子弟學習中文所佔比例較高(76%),在巴西社會的融合度也很高。聖保羅大學的徐捷源教授在1972 年被派往巴西聖保羅教授中文,后來入職聖保羅大學東方語言系教中文,著有論文《巴西(僑社)漢語教學簡史》。他在另外一篇論文裡列舉了華僑社團、華文學校特別是台灣華僑社團和華校的名單。徐教授對巴西華文教學、僑團和僑社的歷史有很深的了解。
(三)台灣學者的研究成果
台灣當局自1949 年到1974 年與巴西保持了“外交”關系。由於來自台灣的移民人數比較多,文化層次也比較高,台灣出版的有關巴西華人的各類文獻資料相對多一些。台灣學者湯熙勇撰文探討了20 世紀六七十年代台灣移民的規模和台灣當局對民眾移民巴西的態度。湯熙勇在論文裡列出了很多參考文獻資料,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杜慶海著《巴西華僑社會之研究》,由台北市中國文化學院民族與華僑研究所出版﹔簡漢生所著《巴西華僑概況》,由台北市正中書局出版。湯熙勇在2009年發表了論文《清廷對巴西招募華工的反應(1881 —1911)》,文中提到了邱麗珠、柳佳希、陳佳瑀的文章《飄洋過海艱困冒險——美濃巴西移民》,張二妹的《作客他鄉的巴西移民路》,程鴻祺的《在巴西闖天下》,溫吉雄的《我移民巴西的奮斗歷程》,鐘啟文的《萬裡系親情,家書抵萬金》,蕭其來的《中南美之華僑》。由於筆者並沒有看到這些文獻的原文,因此只是轉錄,在此不作評價。
(四)大陸學者的研究成果
大陸學界專門研究巴西華人的學術著作很少。大多數大陸學者把巴西中國移民研究放在拉美華僑華人研究的框架裡,做一些簡單的分析。李安山教授在《拉丁美洲華僑華人研究概述》一文裡對20 世紀80 年代以來的相關研究成果進行了綜述,認為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拉美契約華工史,而沒能充分利用國內尚存的史料,如拉美華人所辦的華文報刊。從李安山教授列出的著作來看,絕大多數文章、書籍都是關於墨西哥、古巴、牙買加、西印度群島、圭亞那、秘魯等國的華工華人史研究,而關於巴西華人的專門研究幾乎沒有。即使是最近出版的高偉濃教授的《拉丁美洲華僑華人史、社團與文化活動遠眺》,也只是分立章節對巴西華人社團現狀以及巴西華工和華人移民史做了一些介紹。茅海建對中巴和好通商條約、1893 年巴西遣使來華、澳門非法招工等內容逐一進行了考察分析。
大陸學者中,對巴西中國移民研究做出突出貢獻的首推陳太榮和劉正勤夫婦。陳、劉二位曾經任職中國駐聖保羅總領事館,退休后長期居住巴西,對巴西華僑華人史有很深刻的了解。他們二人合編的《19 世紀中國人移民巴西史》參考了卡爾洛斯·穆拉(Carlos F. Moura)的研究成果,結合二人自己的研究,對1808 —1825 年間澳門與巴西的關系作了介紹,圍繞巴西從澳門引進中國茶農,中國人在巴西種茶的歷史進行了深入研究。同時該書還研究了中國勞工在巴西修筑鐵路的一些問題,填補了國內研究的空白。
近年來,大陸的年輕學者也發表了一些文章,對巴西華僑華人做了些研究。密素敏分析了巴西華僑華人在融入當地社會過程中所做出的積極努力與成效,以及他們在融入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挑戰。文章認為巴西華僑華人的社會融入呈現多元化趨勢,華商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但華人參政力量還很薄弱,社會治安問題帶來的安全隱患也成為困擾巴西華僑華人的一大難題。高偉濃和徐珊珊對20 世紀80 年代以來成立的巴西華僑華人社團進行了分類,把巴西華人社團分為8 大類,並對這8種類型的社團的特點進行了分析。程晶對巴西華人成立的各種“和統會”進行了分析和研究。美中不足的是,她對巴西台獨運動隻字未提。
總體來看,無論是大陸還是台灣,有關巴西華僑華人研究基本上還缺乏系統性。雖然目前發表的論文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團、新聞傳媒等多方面內容,但研究較為零散,大多數是資料性的介紹,缺乏專門、深入、系統的分析或研究,還存在很多學術空白。筆者能查到的大部分著述是關於旅居巴西的華僑的新聞報道、中巴兩國領導人互訪、兩國經貿關系,等等。很多報道為隨筆、游記、感想雜談,或平鋪直敘,或夾雜個人的看法和意見,均為撰稿人對華僑問題的興趣所致,是一種描述性的作品。但是,由於這些資料真實度很高,具有比較高的參考價值。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筑波大學教授山下清海(Yamashita Kiyomi)系統介紹了聖保羅東方街的人文地理特征、歷史沿革和當前發展的新趨勢,特別是中國新移民涌入巴西之后所帶來的一系列變化。文章從地理學視角研究了華人的歷史,立意新穎,可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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